李敖的前世今生

本文於2004/1/6 中天綜合台『奇怪十點鐘—康熙來了』節目同步播出

李敖的命宮主星是巨門，個性耿直明快，多疑善辯，有不畏權勢，仗義直言的特質。但也容易多言賈禍，招惹是非。他的前世是御史大夫，以敢於犯顏直諫著稱。在明朝時，是御史左都御史吳時來。吳時來1527年出生於浙江省仙居縣白塔鎮厚仁村，命宮是巨門，官至左都御史。 明朝法律規定，左、右都御史掌監察、執法之權。吳時來正氣凜然，愛憎分明，他２６歲赴京會試時，聽聞朝中嚴嵩之流當道，忠良受戮，憤而題詩一首：驛吏來言星可射，我欲彎弧先射狼。驛吏回言星可摘，欲摘彗星清紫微。“狼”喻指奸臣嚴嵩，因為他是貪狼星坐命。“紫微”喻指皇帝。可以看出，從這時候起，他就決心剷除嚴嵩這股惡勢力。

嚴嵩是我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。其子嚴世藩官至工部侍郎，為人更陰險狡詐。嘉靖三十七年，明朝廷打算派遣官員出使琉球（即今日本的沖繩群島）。由於海上風高浪急，出使琉球者隨時有葬身大海的生命危險。早把吳時來當做眼中釘的嚴嵩，認為這是置吳時來於死地的最好機會，就向皇帝建言委派吳時來去。吳時來慨然道：“好男兒為國葬身魚腹，並不足辭；只可恨權奸未除，難以報效朝廷。”於是連夜起草《乞察奸邪疏》，上奏皇帝。文中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嚴嵩父子恃寵驕橫，專權納賄，扶植小人，朋比為奸，導致邊境失守、軍困民殃的罪狀。認為“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困窮，軍民之困窮由於上官之貪墨，上官之貪墨由於圖國之無人”，請求“除惡務本”，將嚴嵩放還田裏，“以立國體”，將嚴世藩就地正法，“以正天討”。

然而，嚴嵩老奸巨猾，他反咬一口，誣陷吳時來是懼怕琉球之行，藉端自脫。皇帝認為其言有理，命錦衣衛將之下詔獄，追問主使之人。吳時來正色道：“我草疏時就已下必死決心，即便妻子也不曾告知，哪來主使之人呢？”錦衣衛發怒，刑訊逼供。吳時來道：“當初祖宗設立言官，交給我們糾察彈劾奸邪小人的責任，若問主使之人，那就是太廟神靈。”錦衣衛大怒，刑罰加重。吳時來道：“古代孔子著經書，教導做人臣當以死盡忠報國，我自幼熟讀聖賢之書，思而效仿，若問主使之人，那就是孔子。”錦衣衛更怒，用盡各種刑具。吳時來仰天長歎道：“天生人而賦予忠義之性，自古來因忠義而獻身的人很多，我的本性跟他們一樣，若問主使，是上天教我這樣做的！”錦衣衛怒極，刑訊也更加殘酷，但他始終不改詞易色。皇帝聽了也驚奇不已，於是下詔免死，謫戍“煙瘴之地”的橫州。

吳時來謫戍橫州（今廣西橫縣）整整十年，但他淡然無怨，閑讀群書，加深造詣，並在橫州建悟書院朝夕講學，對當地文化的開拓作出了卓著貢獻。他的鐵骨錚錚、不畏權貴，守住法紀道德底線的高尚情操，轉世到了清朝，成為一代名臣孫嘉淦。

孫嘉淦，字錫公，清代太原府興縣（今山西興縣）人。在電視劇雍正王朝裡，說他被年庚堯所殺，這是錯誤的史實。

　　孫嘉淦從小家境貧寒。他刻苦讀書。康熙五十二年（西元1713年），舉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

忠言直諫

　　孫嘉淦在清朝雍正年間任職，享有正直名聲。他敢於直言爭辯，扶正祛邪。因此，也常受到打擊。但他無論居住鄉間，還是任職朝中，都能至誠待人，始終保持忠言直諫的品質，成為當時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員。

　　雍正奪得帝位後，下令朝中大臣，凡對他的奏章，一律密封上送。孫嘉淦在上疏中，針對雍正迫害自己的兄弟、大肆授官、無故用兵三事，尖銳地提出“請親骨肉，停捐納，罷西兵”三條建議。雍正接疏看後，非常生氣，召集朝中大臣，傳閱議處，說：“孫嘉淦原是這樣一個狂生，決不能讓他留在翰林院”。嚇得諸臣都不敢說話。只有大學士朱軾回答了一句：“嘉淦確實是夠狂妄，但他敢於直言進諫，為臣也很佩服他的膽略！”雍正想了想也說：“朕亦服其膽！”孫嘉淦總算沒有受到處分，後來反倒升為國子監司業。

　　孫嘉淦為祭酒時，曾薦其弟孫揚淦為國子監丞。後來，他又負責對宋鎬、方從仁等人的教育培養。當學習期滿，引薦給雍正時，孫嘉淦說：“宋鎬、方從仁都有教學，可委以重任。”當孫嘉淦有發現方從仁的所作所為名不副實時，於是又直方上疏說：“方從仁不怎麼樣，實在不值得使用。”這使雍正很生氣，斥責他反復無常，欺蒙聖上，為此將他撤職，交給刑部治罪。刑部提出，孫嘉淦犯了欺上之罪，準備將他斬首。這時，雍正又對朝中大臣說：“孫嘉淦太憨厚，他有優點，就是不愛財。”又免了他的死罪，把孫嘉淦發落到戶部銀庫幹些雜事。

　　孫嘉淦出獄後，到銀庫服役。當時，執掌戶部大權的是果親王允禮。他一向認為，孫嘉淦是擔任過朝中大臣的人，如今被罷免，到銀庫服事，一定瞧不起、也不會去幹會計之類的小事，以後，又聽到流言蜚語，說孫嘉淦為了收買人心，取得好名聲，對收交的銀兩，一概不去核數。為了弄個明白，果親王允禮親自察訪此事。他到銀庫檢查，所查結果，同傳說的完全兩樣。他進入庫場，又看到孫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員在一起，不辭勞苦，又是記帳，又是搬運，還拿著秤一份一份細細地稱。他所收得的銀子，都集中起來固定地放在一個地方，取來複稱時，沒有絲毫差錯。這件事傳給雍正皇帝後，雍正愈加器重他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，任命他擔任河東鹽政。

多次上疏

　　孫嘉淦精于理學，曾以孔孟之學為綱多次上疏。高宗弘曆（乾隆）於1735年即位後，孫嘉淦被召見京師，先以侍郎候補，後授吏部侍郎，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孫嘉淦想到高宗初政，春秋方盛，乃上疏提出：“治亂之迴圈，職陰陽之運行。陰極盛而陽生，陽極盛而陰始。事當極盛之地，必有陰伏之機。其機藏於至微，人不能覺；及其既著，積重而不可返。此其間有三習焉，不可不慎戒也。”怎樣做到慎戒呢？他提出，“耳習于所聞，則喜諛而惡直”；“目習於所見，則喜柔而惡剛”；“心習於所是，則喜從而惡違”；“三習既成，乃生一弊。何謂一弊？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。”接著他對“三習一弊”又詳加論述。這些精闢的見解受到乾隆皇帝的讚揚，並將孫嘉淦的上疏當朝作了宣示。三習一弊疏也被後世稱為”大清第一名疏”.

　　三年後，孫嘉淦被任命為直隸總督。當時京輔一帶，酒禁甚嚴，儘管如此，違法的人還是很多。但是，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報告。孫嘉淦上任後，根據實情，上疏提出：“禁酒原在災年，現處豐年，不宜再禁。造酒之物，本非朝夕所食，豆皮、大麥、穀糠、黍谷之類，原屬棄物，雜而成酒，可以得價，其糟可飼六畜。化無用為有用，非作無益害有益也。”他又進一步指出：“利所不在，雖賞不為。利之所在，雖禁彌甚。燒鍋禁則酒必少，酒少則價必貴，價貴而私燒之利會倍於昔。會倍之利所在，民必性命爭焉。孟子曰：‘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’，本為民生計，而滋擾乃至此，則立法不可不慎也。”乾隆接到孫嘉淦這份邏輯性強、論證嚴密的上疏，認為他的建議對民生確為有利，決定對禁令作修改，使酒禁較前有所放鬆。

為民雪冤

　　孫嘉淦不畏權貴，在辦理民訟冤案上，也能堅持正道，政績卓著，被人們稱譽。關州有一疑案，多次派人處理，始終沒有結果。乾隆特命孫嘉淦前去審理。他經過調查瞭解後，沒用多長時間，就把受冤枉的十多人全部解脫了。以後，他一連處理多起被誣、被陷、被株連的冤案，都使其真象大白，平反昭雪。

　　以後，他又致力於治理永定河、子牙河、南北運河。先後任湖廣總督、福建總督、左副都御史、工部尚書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。

　　史家在為孫嘉淦作傳時，對他的一生為人處事作了簡要的概括：“嘉淦居官為八約，曰：‘事君篤而不顯，與人共而不驕，勢避其所爭，功藏于無名，事止於能去，言刪其無用，以守獨避人，以清費廉收。’用以自戒。”